2009年，我采访了一位来自厦门的考生，文章标题是《黄蕉风，一株“野生植物”的非典型妥协》。
黄蕉风的父亲谦称说，当年儿子是厦门一中的“学渣”。
可是如今，留在香港的黄蕉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，有了一席之地，年纪轻轻的，很了不起。现在是香港墨教协会主席，社会名流……
2008年，黄蕉风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－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（UIC）的影视系。
2009年，这位“令人头疼的学生”应邀回厦门一中母校开讲座……
十年后的2019年6月，黄蕉风以母校UIC的特派大使身份，回福建参与UIC招生工作。
2011年11月，黄蕉风取得香港浸会大学电影电视系学士学位，2012年又获得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。
2013年11月获得香港中文大学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，2014年获得该校神学研究硕士学位。
2018年11月，通过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答辩……
今天，把11年前采访黄蕉风的稿子发布出来。
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黄秋苇先生，他昨日仙逝。
他父亲微信名字是——焦峰，微博名字是——男人惊慌地老去。
黄兄的家教非常民主、开明，也非常成功。
秋苇兄生前是厦门晚报资深编辑、记者，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，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，好丈夫、好父亲……
大约25年前，《家庭》杂志在厦门开笔会，与他见过一面，之后一直有联系，每天在朋友圈都能看到他的点赞。难过。
黄兄安息！
云在青山月在天。
2020年4月20日
努力不走寻常路的85后大学生
——黄蕉风，一株“野生植物”的非典型妥协
罗 西
他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，在高考时甚至因“不学生腔”吃了点“眼前亏”。但作为一株自由生长的野生植物，他在大学校园里不仅没有横生斜长，反而显出秀干成栋的可喜态势。他告诉记者：他“另类”的家庭教育和成长背景，注定他要走不寻常之路，但却不是简单的捷径。
剑走偏锋，父亲允许他不做“考试机器”
尽管从幼儿园到初中他都是“豌豆尖尖”，2004年中考时以406分在厦门万名考生中排名前300，并因此进入重点名校厦门一中。然而，他最为得意的却是一项“吉尼斯”纪录：“我自幼享有与父亲争论、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权利。上高三时，父亲竟允许我不做‘考试机器’。”
“上课讲试卷，下课排名次，晚上开夜车，周末请家教”——多年来我们抨击应试教育的弊端，但高考仍是莘莘学子必经的独木桥。高三学生只好以考试为中心、以考分为统帅，每天天不亮就被闹钟叫起来早读，白天捧着试卷听考题对答案，晚上还要强忍倦意自习到深夜。
然而，黄蕉风却是惟一不必围绕“试卷教学”指挥棒转圈的人，除了满负荷的正课从不缺席，其他时间绝不参与如临大敌的“倒计时”——秋冬篮球照打、街舞照跳，春夏泳池照泡、闲书照读。这并非青春期逆反心理导致的怪异行为，而是同父亲“讨价还价”之后的理性选择。
黄蕉风的父亲是家长中的理想主义者，他希望孩子在18岁的花季，能够享受课堂气氛生动活泼、教学形式灵活多变、师生之间开放互动的素质教育。因此，当儿子厌倦了课本之外的《解题宝典》《得分攻略》《析卷秘籍》之际，他及时作出正确的引导：“你们这代人谁也不可能逃避高考，但你可以不把高考作为终极目的，而把它当作平生第一次磨炼的机会，让心智在重大考验下变得成熟和坚强。”
亲子两代在互相理解、退让与共鸣中取得平均值，并签订了一份堪称奇观的《父子合同》：如果儿子高考分数过了重点线，父亲须出资40万元让他报考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；如果儿子高考分数过了一本线，父亲须出资26万元让他报考澳门大学人文学院；如果儿子高考分数过了本二线，父亲须出资16万元让他报考北师大－香港浸大联合国际学院（简称UIC）影视系；如果儿子高考分数低于这三档，则必须忍辱履行复读“高四”的责任……
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父亲的宽容和良苦用心：首先，两代人对当时的教育体制均有抵触，居然没有看中内陆任何一所大学，尽管港澳与内地学费悬殊；其次，反叛中的孩子也需作出适当的妥协，即他的高考分数最少要达到本二线，才能避免“吃二茬苦受二遍罪”。最重要的还在于，父辈通过民主的方式灌输给成长中的孩子一个重要理念，即权利与义务是手心和手背的共生关系。
正是父亲的开明之举，使得身心俱健的黄蕉风，能够扮演跳出“怪圈”的奥德修斯，安度许多过来人叹喟生不如死的“考前苦海”。
当然，黄蕉风比同龄人超强的自主意识，也让他在高考时付出了代价。2007年的高考作文题为《季节》，黄蕉风临阵时违背了父亲“中庸主题”的嘱咐，以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为“四季”，畅论“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”的季节轮回，立意深刻，紧扣时事。遗憾的是，当年改卷的倾向侧重于“吟风弄月”，所有高分作文均“莫问国事”，黄蕉风的得意之作仅得了及格线的基本分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孩子“吃亏”的结果公布后，父亲却平静地表扬他文章写得很好，还鼓励他将此文拿去投稿，争取发表。
“我小时候常犯错误却从未挨过父亲打骂，这绝非‘宠爱独生子’，而是他刻意为之。”黄蕉风说：“人类灵魂深处都有敬畏、服从父亲的潜意识，这种心理弱点往往演化成对权威或主流的盲从。我父亲故意颠覆这一思维定势，是想造就儿子敢想敢为、特立独行的性格。”
单刀赴会，父亲希望他培养“贵族精神”
UIC作为教育部特批的港校北上办学唯一试点，被誉为“教育界的‘一国两制’”（4年制全英文教学，颁发香港学位）。师资45%来自国外，36%来自港澳台，内地学者也都具有留学经历，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为86.5%，远高于清华的42.62%及北大的38.25%。
报到那天，黄蕉风就遇上一件让他迄今还后悔不迭的事。迎新会上，校长突然宣布：“没有家长陪同的学生，将获得2000元‘自立奖’。”小时候学游泳都不需大人护送的他，是仅有的单刀赴会者，可惜珠海的亲戚好意去机场接他到校，使他失去了这次大出风头的机会。
应该说，在这所推行精英教育的美式博雅大学读书，有助于培养年轻人低调、自尊、遵守心灵原则和勇于担当的贵族精神。然而，每年4万余元学费的“贵族学校”，生源家庭背景大都非常优越，年轻人很可能因虚荣、攀比，非但没能养成“贵族精神”，反而沦为“精神贵族”。
果然，开学后学校就举行高桌晚宴。这种牛津、剑桥的传统社交仪式，要求学生须身穿正装在星级酒店，边共进西餐边聆听鸿儒名士演讲，此举对其家境和消费观是个“温度计”。据当时的南方网报道：女生穿晚礼服还搭配LV皮包、首饰；男生的西服最贵的达到了三万元。
黄蕉风自幼受过艰苦朴素严训，甚至从小到大都不吃零食（他父亲的理论是：2岁能够克制爱吃糖果的需求，20岁才能约束想放纵泡妞的欲望）。上学后，父亲每月只提供1500元生活费（依据是大学生毕业后月薪仅有此数），所以他必须精打细算，计划开支。
于是，他找大二学长借了黑色西装和浅红色领带，然后挺直腰板、彬彬有礼地举杯庆祝自己的“成人礼”，在环佩叮当的淑女和衣冠楚楚的绅士群里，分文未花的他也不感觉自己寒碜、掉份。他说：“父亲希望我养成的是贵族精神，不是贵族生活。我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！”
诸如此类的碰撞还发生在学习上。黄蕉风思考环保问题的3D数码制作《Hear Me Cry》和反映农民工命运的摄影作业《我亲爱的兄弟》深受德国老师好评，系里的外籍同学课后请他吃饭并取经：“蕉导的装备应该很先进吧？”听说他是用卡片机拍摄、笔记本电脑剪辑后，他们竟流露出鄙夷的眼神。“我想说如果我牛逼的话，用手机照样能拍出好片来。”当父亲表示要给他买台尼康单反时，黄蕉风婉言谢绝了。
诚然，不愿额外向家长伸手要钱的习惯，也使他遭遇了一些尴尬窘境。英语四级考之前，黄蕉风为了省钱跑到拱北去淘了个价格便宜的“山寨版”耳机。结果考试当天，耳机里一片嗡嗡声后啥也没有。还好他心理素质稳定，才没有乱了阵脚，最后总算勉强涉险过关。
他在博文《最近很不爽》里写道：“首先是水货手机这几天开始失灵，昨天连闹铃都不响了，于是担心自己会睡过头，只好熬夜写作业。再来是旧电脑不能用了，修理店师傅说不单是系统崩溃，外加光驱损坏、键盘老化。我怕他敲我竹杠，只好先在同学的机器上写影评……”
一株“野生植物”，就在不断遭遇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逐渐走向成熟和优秀。黄蕉风对就业难的严峻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：“UIC的教学模式是博而不精的，导演课、摄像课、剧本写作课最多仅用一个学期就教授完了。这就注定了没有学会自我充电的人，毕业后只能在片场当个技工，或者去拍个婚纱摄影、小卫生巾广告赚钱。”因此，他要走与众不同的“自救”之路，但却不是投机取巧的旁门左道。
雏燕练翼，每只“菜鸟”都该有鹰的梦想
今年珠海特区的“牛年牛人”榜上，肯定少不了黄蕉风的名字。他首倡的民间版“首届大学生三分钟短片节”，正由UIC影视系HT团队热气腾腾地操办；他给珠海市市长建议复办珠海电影节的信，也在全国很多高校的贴吧和校内网流传。
黄蕉风坦言，之所以有这个念头，源于去年9月媒体关于厦大嘉庚学院学生邢某花费家里40万元拍摄电影的炒作，但灵感却是来自于电影前辈们的创作：2002年，15位大师级导演以“时间”为主题，推出探讨生死、梦想与爱情的戛纳电影节开幕影片《十分钟年华老去》。
黄蕉风认为，每只“菜鸟”都该有鹰的梦想，但年轻人不应在求学期间就做这种烧钱的事。于是，他和HT团队的伙伴们讨论决定，发起大学生三分钟主题短片节，希望借此在大学生群体中推广一种理念：追逐梦想不能增加家长负担，小成本甚至“零成本”拍电影才是最佳选择。
“我敢自豪地说：我们比邢某更成熟。他们的一个作品就花了40万，我们没花多少钱，就已经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了。”黄蕉风自信地说。
HT团队制作的短片《断了的肋骨》，讲述一对青年男女从相恋到结婚、离婚直至死别的故事，很简单的场景，室内、机场、小河边，却将一个爱情故事演绎得令人肝肠寸断，令人深思；他们为学校落成典礼而拍的风光片《珠海印象》，讲述厦门籍学生从厦门坐火车到珠海读书，在公交车上、书店里、校园里的遭遇，风格迥异于普通的风光片，获得东京电影节中国赛区JVC最佳风光旅游片奖。
正是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，黄蕉风和同伴们相信：3分钟内，只要运用自己的视角，融入对影像、艺术的独特想法，即便是普通相机、DV机或者手机，也能把最精华的部分浓缩到一部电影里，表现“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”的主题，并且无需多少资金投入。
其实“三分钟短片大赛”仅仅是热身，他们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。“探讨如何复活珠海电影节，继续前人未竟的光与影的追求，才是我们举行本次活动的主要目的。我们希望抛‘首届大学生三分钟主题短片大赛’之砖，引‘珠海电影节’之玉。”他说。
春节期间，黄蕉风给珠海市市长写了一封题为《为珠海电影节招魂》的长信，建议复办珠海电影节。
原来，上世纪90年代，珠海曾举办过电影节，与金鸡百花电影节、长春电影节、上海国际电影节并称“中国四大电影节”，被誉为中国的“戛纳”，后因故停办。珠海人虽然一直在渴盼着电影节的光芒再度洒落，却不敢或没有想到应该给高层上书建议。
作为影视系学生，黄蕉风也痛心珠海电影节两届而夭，“亚洲戛纳”复活无期。从小敢于犯颜直谏的性格此时成了优势，他来了个雷人的“敢为天下先”壮举。他在信中建议：“现在，港澳回归10年有余，两岸三通也已实现，为休克的珠海电影节还魂不再有任何政治障碍；在文化搭台、经济唱戏方面，我市也有了珠海大学城建设等成功的先例；珠海与澳门仅一关之隔，和香港不过60分钟水路，从台湾飞来也不过两个小时。可以说，在这个文化、政经和交通的关节点上复活珠海电影节，我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。珠海再掀华语电影新浪潮，此其时矣！”
据悉，珠海影视学会和剧作协领导已明确回复：关于恢复珠海电影节的建议不错，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，并在合适的时候重办珠海电影节；珠江晚报记者也采访了黄蕉风和他的团队，将对此进行跟踪、报道。
很多父母在纠正孩子的天真的同时，往往也没收了他们孩子的翅膀，不让他们做天使，也不让他们有飞的能力与自由。而黄蕉风的父亲似乎有更大的胸襟，让孩子自己去找、去要自己想要的、喜欢的。但又不放任，这很不容易。剑走偏锋，这是他们父子玩得起的游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