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悼秋苇
何丙仲
秋苇走了，在防控新冠病毒的黑色日子里，以至于我没能再见他最后一面，这成为我终生的痛。在闽南的文化圈子里，最早认识秋苇的人，应该说是我。但因为我属于比较书呆气的人，所以不但是对秋苇，对其他文化先进，都缺乏主动走近的勇气。我只是特别盼望有朝一日秋苇也退休了，再好好找他叙叙。但这一切都晚了，秋苇走了。
记得，二十五年前，当时鼓浪屿还没申遗，小岛的历史文化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炒得沸沸扬扬。正好有一位很有故事的老鼓浪屿人，他叫陈慰中，是加拿大国际学院的教授，从遥远的异域回到故乡，对我讲起他非常动人的往事，以及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故乡的那种刻骨的情怀。我陪他在岛上故地重游，坐在内厝澳的路边花坛上品尝他思念几十年的“薄饼”。清夜，又陪他找到田尾那座“三落”。因为想起故人，一曲英华的老校歌，唱得他泪水哗哗。我陪同他多日，非常认真地把他从鼓浪屿出发走向世界，从爱踢球的“大头”，长大变成国际知名学者的整个过程都完整记录下来。
过后，我就把这一篇既不是文史资料，更不是小说散文的东东（以后好久才知道，这算是口述历史），寄给报社。秋苇那时参加工作不久，负责厦门晚报的一个叫“拾贝滩”的文化副刊。报社指定他和我联系，于是，秋苇和我就认识了。这篇名为《鼓浪屿的儿子》的稿子一开始便石沉大海。后来我慢慢才知道，总编看过以后，认为内容不错，可惜文章太长，晚报版面无法容纳。秋苇则认为这种来稿接地气，坚持要在他的专栏连载刊登。最后，秋苇想出一个办法，请陈慰中先生从加拿大致函报社说明情况。
这一招果然有效，于是，从1995年9月4日至10月2日，这篇文章以17回连载在“拾贝滩”全文刊发。如果不是秋苇很早就对鼓浪屿文化发生兴趣，如果不是他的古道热心，我的这一篇文稿，说不定现在还锁在抽屉里。据报社的朋友告诉我，厦门晚报之前没有做过连载，以后也没有。这真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啊。每想到这里，我都会联想到秋苇。所以，接到讣音，我第一时间就跑到楼上书房，在众多的杂书堆里，把那个当年专门装着刊载有那篇文章的报纸的纸箱取出来。这么多年，报纸完好无缺，这里面，不但有我的，也有秋苇的心血。可惜，秋苇走了。
二十五年了，也许时间太长，也许我的文章不够好，的确再也没有听人说起陈慰中这位鼓浪屿的儿子。那一天，几位侄辈静静地听我说起他的故事，感动得快哭出来。他们建议我将来整理我的散文集，一定要把《鼓浪屿的儿子》编进去。我想我会的，为自己，也为秋苇。
2020年6月10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