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与蕉风不仅是主内弟兄，还是神学院的同班同学、舍友。犹记当年同住一个宿舍的乃是一位牧师、一位传道人，只有他是尚未受洗（已决志），也未委身固定教会的知识分子。我们经常就信仰问题进行讨论，立场和观点自然不尽相同。彼时的他对于基督教的认信图景，可能更接近90年代初汉语神学界所定义的所谓“文化基督徒”的一群人——虽皈信却并不委身，只将基督教作为某种高超的德训却不一定信服其中的神迹奇事、宗教经验的“人文主义耶稣信仰”者。
神学院毕业后，我们也走上不同的道路。我回厦门竹树堂牧会，他则由“神学”转向“国学”，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修读博士课程。此后人生各有辗转，竟至多年未见一面。不过通过网络，得知他在从事国学研究的同时也在推动“基督教与墨学的对话”，感到很欣慰。我想上主的行事并不全然随从人意，知识分子在学术、文字的禾场，也一样能够为主做工。
直到去年，我们终于又见面。竹树堂附近的咖啡馆里，我与蕉风、吴保罗弟兄相谈甚欢，及至暮色降临。我们各自分享了神学院毕业之后的人生经历，彼此祝福，想着来日方长，相约有空再聚。今年疫情席卷全球，教会诸多事工陡然停顿，工作量却并未随之减少，反而由于过往展开教会事工的地理空间，很多从线下转移至线上，更增加了牧养的难度和负担。疫情前我们曾相约二月份聚会，因着时事的变化，不得不往后延迟。没想到再见到蕉风，居然是在医院的病房，为他父亲黄秋苇先生的病情祷告。
蕉风的父亲黄秋苇先生于3月23日病发，当夜就进入医院重症监护室（ICU）。由于疫情影响，为防止交叉感染，ICU取消了过往允许病人家属每天30分钟的探视。病房外的家属与病房内的病人之间的沟通，仅能通过录制视频、手写卡片等形式，托护工和管床医生带进去给病人观看。这种交流方式只能是单方面的，一道门仿佛隔开了生与死的界限。在这段时间，蕉风想起要给父亲传福音。于是给我打了电话。
我们的沟通从“医生拯救肉体，基督救赎灵魂”开始。蕉风与我分享了父亲的病情进展以及困厄中的心路历程。之后蕉风询问我该如何向父亲传福音。我深知，对于像秋苇先生这样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，要信靠一个长期以来被目为异质文明的域外信仰——基督教，要认识一位能够降服人的知识理性、能够创始成终死而复活的救主——耶稣基督，是有难度的。我勉励他刚强壮胆，靠主得胜，向他父亲分享自己的信主见证。我告诉他：不能等。地上一个灵魂得蒙救拔，天上的天军也为之欢呼雀跃。感谢主！之后几天，由于秋苇先生病情加重，ICU破例允许蕉风可有一次探视，似作最后告别。蕉风抓住这难得的机会，在病床前带领他的父亲秋苇先生做了决志祷告。为了坚定秋苇先生的信心，我亦专门录制了视频，请蕉风让医院护工带进去给秋苇先生观看，以让他知道始终有牧者的关怀和教会众弟兄姊妹的牵挂，理应心无所惧，勇敢向着光明前行。
秋苇先生在ICU待了14天，刚好是一个新冠肺炎的隔离周期。在这14天中，我天天为他的病情向主祷告，求主减免他肉体上的痛苦，坚定他信靠主的信心。我也在晨祷会上邀请教会弟兄姊妹为他的身体和灵魂而祷告。感谢主！秋苇先生转入普通病房的第二天，就由钟宅教会的周煌煌传道和黄珍娜姊妹，按着圣教会两千年的传统，为他施行洗礼，借由与基督同死同生，获得永生盼望的恩典记号。之后一天，我也来到秋苇先生的病房，带着满满的心意与祝福，在病床前带领蕉风和蕉风母亲一起为秋苇先生祷告。
4月19日，秋苇先生卸下一切的重担，息了地上的劳苦，荣归天上的家乡。我与竹树堂的蓝牧师以及众教会弟兄姊妹，来到医院与秋苇先生做最后的告别。秋苇先生的家属俱在，大家围绕在秋苇先生周围，为他唱诗、祷告。蕉风作为家属代表，向父亲说最后的话，他感谢父亲对家人的爱与牺牲，表示愿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在此世勉力行出基督徒的典范，践行公义，荣神益人。
经上记着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”（约翰福音12:24）。借由这段时间秋苇先生的家人与朋友的系列纪念文章，我得知秋苇先生归信耶稣基督的经历极大震撼了闽南知识圈，使得更多知识分子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对人生命的裨益。我想上主乃是借着秋苇蕉风父子，向闽南的传统知识分子说话。愿秋苇先生安息，愿蕉风及他家人节哀，基督徒只是此岸的异乡客，是暂世的寄居者。我们终会再聚于那荣美的天城——一如经上所记：“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祂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”（希伯来书 11:16）
2020年6月1日